“河长制”为什么能够行得通

　　怎么管一条河，管一片湖？不少地方的一个做法是推行“河长制”“湖长制”。
　　最近，有报道说，三年多来，“河长制”治理模式使嘉兴实现了水质由V类和劣V类为主向以IV类为主的转变，劣V类水体由61.2%减至3%，降幅达95%。近几年，广东省如珠海、惠州等城市均讲到落实“河长制”，打造生态堤岸。
　　“河长制”由江苏无锡首创，源于太湖蓝藻暴发。各地参考这一做法，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“河长”“湖长”，负责辖区内河流湖泊的污染治理。太湖的污染痼疾因这一机制收了多大实效，未见详细数据，其他地方也有像嘉兴这样对外公布取得效果的，也有具“河长制”之名，效果却不匹配的。比如宁波曾有媒体报道，当地一些公示牌公布的河长电话，要么打不通，要么接起后即被挂断，要么不是河长本人的电话。
　　“河长制”出现的背景，是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已经积累到严重程度，但治理极为不足。这使得此种探索承载了很大的期待。但这么多年过去，一个很大的变化是，环境污染所激起的理念和现实中的反应，已不同往日。在顶层设计层面，不乏各种深刻的表述，在现实治理层面，各种要求、禁令更趋于严苛。在这个语境下看，类似“河长制”“湖长制”这样的举措，需要予以客观认识。
　　如果说“河长制”“湖长制”的特点是定点到人，让每一片需要保护的水域有责任主体，那么现在的环保标准，不仅内含这样的要求，而且对责任有更严的指向。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，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，深入实施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，最严格体现在哪里？就体现在责任的覆盖广度和闭环效应中。
　　去年8月，中办、国办印发了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其中一个核心内容，就是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首提“党政同责”，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总责，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要责任，其他有关领导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。以此来看，党政负责人担任“河长”、“湖长”，不仅是给河流、湖泊找到“主人”，而是所有生态资源在根本上都应被纳入明确的责任体系之中，不应有责任的盲区和死角。
　　由此推开，无论一条河、一片湖，还是一座山、一片林，是不是都要为它们指定一个个“长”，不是最主要的，重要的是本应有的责任是否清晰，是否得到落实。现在围绕环境保护、生态文明而进行的提档升级，最核心的指向在此。来源：深圳新闻网